漱滌萬物,牢籠百態
──高行健如果沒有到法國,他會摘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桂冠嗎?
姚 振 黎
華裔作家高行健獲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個具有這項威望榮銜的中國人。消息傳來後,有人問我:「如果高行健沒有到法國,他會摘此桂冠嗎?」我無法對此一假設性問題給予答案,但若援引高行健自述〈我的創作觀〉:
流亡西方對我並非壞事,相反為我提供更多的參照。我在國外完成的《靈山》與《山海經傳》,已經了結了所謂鄉愁。……人一旦脫離所謂祖國,有種距離,寫起來倒更為冷靜。中國文化已消溶在我的血液裡,毋需給自己再貼商標。傳統的中國文化正面與負面,我已自行清理。
法國生物學家、近代細菌學之父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說:人是會思考的蘆葦。即令中人之資,也會如晉朝陸機〈文賦〉所云:「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昭明文選.卷十七》何況高行健是一個「思想活潑,待人誠懇而細心的人。」(高氏好友、高信疆語)自一九八七年以政治難民身分定居巴黎,隔年入籍為法國公民,在法國面對全然不同的人、事、物;空間環境、處世風格。獲獎後,他說:「在法國十二年,做了我在中國三輩子都做不了的事!」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頌詞中指出,高行健獲獎原因在於:「其作品有普世的可讀性,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價值,為中國小說與戲劇另闢新徑。」試觀高氏的創作背景與心路歷程:在大陸自北京外語學院取得法語學士學位,曾在外交部從事外事聯繫,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外界事物,到了海外之後,創作才華自由且充分發揮,故以寬闊視野,打造藝術奇境。(高氏舊識、劉賓雁語)
當然,並非每一位與高行健有著相同經驗或機會者:流亡巴黎,又在彼岸找到新人生,且有此文學成就。但觀高行健可以在法國自由地表達自我,與其既有的跨領域之融會貫通創作背景有關;他以中文寫小說,用法語寫劇本時能與中文創作一樣流利,兼擅繪畫。佐以無欲則剛、無所為而為的自由地表達自我。在任職於北京外文局時寫了中篇小說「寒夜的星空」,遭《十月》雜誌不予刊登;一九六六年至七六年的十年文革期間,遭調到幹校管訓,後又下放農村勞改,與大陸當代許多藝術創作者相同的經歷,在這段時期,數十部早年手稿被毀壞。八○年代初,又因出版《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一書,背離中共官方以社會寫實為圭臬的寫作原則,當局有意將其送入勞改營,而逃離北京,在華中一帶漫遊近十個月,後來得依此段經驗,寫成長篇小說《靈山》,高行健說:
我寫作為的是自己,不企圖愉悅他人,也不企圖改造世界或他人,因為我連自己都改變不了。要緊的,對我來說,是我說了,寫了,僅此而已。
但在法國,卻無疑是促進高行健文學創作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關鍵。
在教育學程的課堂上,我曾先後遇過兩位數學研究所博士班的女同學,二位同學共有的特質是:一、年輕娟秀,皮膚粉白;二、國立大學數學系、數學所的訓練,自學士、碩士而博士班一路學程順利,沒有任何耽延,但皆同樣在修完我的《美國教育哲學史》以後,暫時休學,原因相同:「別人看我很順利,但我很想到外面看看世界。我好像快要窒息了。」多麼像我出國念書的理由,在安適穩妥的環境中讀書、教學、著作,漸漸感受到:好像天天在飲用蒸餾水,鎮日在無菌室中生活,每次準備開始寫論文,就會有師友好心的問:「這個題目是否已有人寫?看看別人是否寫過?」為什麼別人寫過我就須如面對瘟疫般的躲閃?為何現代人無法相信:文獻、典籍較前人方便取得、參考的今天,卻只想到現代人無法像古人一樣專注讀書。啊!我亟切要如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所云:為自己再開一扇窗。到國外讀書四年,拋卻人情包袱、做我自己、經驗重組、逆向思考,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成就了我在台灣一輩子也做不了的事。或許真如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第六十一節所云:
說人生來注定要受苦,或世界就是一片荒漠,都過於誇張了,而災難也並不都落到你身上,感謝生活,這種感嘆如同感謝我主,問題是你主是誰?命運,偶然性?你恐怕應該感謝的是對這自我的這種意識,對於自身存在的這種醒悟,才能從困境和苦惱中自拔。
高行健得獎,香港《蘋果日報》社長董橋的看法是:中國作家題材可以是傳統的,精神也應該是中國的,但作者本身的視野必須開闊,信息要提高到更高層次,不能有狹隘的心胸,而且要超越時空,讓外國的讀者也能有代入感。
高行健能以中文寫小說,用法語寫劇本,且法語創作能力與中文創作一樣流利,最終,得以在國外完成《靈山》與《山海經傳》。著名「傷痕文學」作家、與高氏自七○年代至今,一直維持深厚友誼的劉心武認為:高行健在巴黎展開一個自由創作者的生活,冷靜、簡約,真的達到了生活的「彼岸」*,終獲大成。
毋庸諱言,在美國讀書四年,是我這輩子最虛一而靜、甜蜜快樂的時光。高行健說:在法國十二年,做了他在中國三輩子做不了的事,不也正因同樣的原因嗎。
流亡法國對高行健而言,應是成就其寫作的重要因素吧。
* 劉心武認為,高行健離開中國大陸,和八○年代末期的「消除精神污染」運動不無關係。當時高行健完
成新劇本《彼岸》,但因文化界批判西方現代化,力倡消除精神污染,《彼岸》到處碰壁,不能演出。「有一天我們見面談起這件事,他激動得哭了,我也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