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系”和“客家”概念的界定與宋元以來客家遷移

葛文清

﹝內容提要﹞

　　“客家”是民系之一名稱。“客家”、“民系”概念的界定都要借助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才能完成。在此基礎上，本文回顧了中原漢民族南遷史和漢語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并從對客家民系和其他民系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經濟演替的比較入手，通過對客家民系宋元以來遷移情況及其他四大民系之互動關系的分析，認為宋元以來的客家遷移基本上屬于經濟性移民，是客家民系真正意義上的遷移，并據此把宋元以來的客家遷移分為四種類型：一是棚民經濟型，二是農礦經濟型，三是外向經濟型，四是海外拓殖經濟型。

　　任何一門嚴肅學科的形成和確立，首先都要選擇恰當准確的基本概念，并把各種現象加以妥善分類、邏輯概括，使其適合于歸納運用。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亦然，客家問題的研究同樣離不開這一規則。關于客家的界定和客家形成問題之所以存在種種爭議和分岐，關鍵的問題也是在于對客家這一基本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含混與模糊。如何科學地界定客家和客家形成問題，是把客家研究推向深入的一個基本問題。要科學地界定客家概念，就必須使客家研究納入科學的范疇、使之成為一門科學，為此，也就必須象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那樣建構起一套合理的概念工具。這方面的問題已經有不少前賢碩彥作了開創性的研究。本文的內容也主要是在回顧他們的成果的基礎上，以漢民族南遷情況及各支系的形成和地理環境為背景，探討客家遷移特別是宋元以來遷移的情況及其與南遷漢民族的其他支系的互動關系。通過把客家遷移放在漢民族大遷移和地理環境以及與其他支系的互動的大背景中，必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客家在漢民族發展史上的共性與個性，從而更好地把握客家這一基本概念的內涵和外延。

一、民系概念是漢民族南遷史和客家研究中的首要概念

　　研究客家問題不能夠單純就客家論客家，而必須聯系客家形成和發展的地理環境、歷史淵源、經濟政治、文化背景。從族屬源流上來說，客家的主體是來自中原的漢民族，是漢民族南遷的一個分支，但漢民族南遷并不是只形成客家，還有其他支系，如果僅論客家而不及其余，那么客家的概念的建立就很難就站得住腳和具有學科的意義。３０年代初，歷史學家羅香林先生在研究客家問題時首先引用“民系”的族屬概念來稱呼漢民族南遷的各大支系。從羅先生發表的《客家研究導論》和《客家源流考》兩本著作來看，他主要是根據漢民族移民史和漢語方言區的划分，把南遷的漢民族划分為五大民系，即越海系（又稱江浙系）、廣府系（又稱兩廣本地系、南漢系）、閩海系（又稱福佬系）、湘贛系和客家系（又稱閩粵贛系）。通過民系的划分，羅先生把對方言區的研究上升到了對各民系特別是客家民系族屬源流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研究。這一研究成果為客家研究奠定了基礎，也為海內外學朮界所認同和繼承。民系概念的引入，為我們研究漢民族南遷史以及南遷漢民族各支系的形成、發展確立了歸類方法和研究的基本框架，并且為各民系進行同質異質研究提供了工具。繼羅先生對民系尤其是客家民系的開創性研究之后，許多學人對民系問題的研究繼續伸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最值得一提的是周振鶴、游汝杰的《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書，該書雖非專門研究方言與民系的關系問題，但兩位學人從漢民族各大方言與移民、政區、經濟、地理的民俗、戲曲的關系的研究之中，其廣博的學識和精彩的論述，對我們研究漢民族各民系仍然有極大的啟示和幫助。同時，客家民系的研究也推動了漢民族其他民系的研究。比如，閩海民系即福佬民系的研究，僅國際潮學研討會就舉辦過多次，汕頭大學成立了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每期２２萬字以上的《潮學研究》已出版至六期，饒宗頤先生提出“應該和‘客家研究’同樣受到學人的重視”﹔又如越海民系和廣府民系的研究也是在客家民系研究的影響下取得了蔚為可觀的成績，廣府民系于一九九０年成立“南雄珠璣巷人南遷后裔聯誼會”，編印出版《珠璣巷叢書》即達十冊之多﹔而越海民系則九十年代初即成立了吳學研究所，系統研究吳越文化。關于越海民系的研究成果丰碩，可謂汗牛充棟。但對“民系”概念的研究和闡述，并從學科建設的角度丰富這一概念內涵的，當推王東先生，他在去年出版的新著《客家學導論》中，對漢民族與民系的關系、民系概念及其形成原因、客家民系的界定諸問題都作了系統的回答，成其一家之言。有興趣的讀者可直接閱讀他的著作。這里，筆者綜合他們的成果參以個人的心得，對民系這一概念和在漢民族研究中的作用作如下闡述，以作為本文討論客家問題的一個基點。

　　民系這一概念可譯為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他的內涵就是同一民族內部的各個獨立的支系或單元，它涵蓋了民族共同體內部多元一體的這一基本格局”ヾ。但對于不同民系的相似性和相異性作出解釋，基本方法卻不能不借助于文化人類學。據此，民系的理論基礎是民族學理論和文化人類學理論。民系概念內涵的確定是比較科學的，因為他至少涵蓋了四個特征：一是具有可比性。這就是說，不論南方的福佬、廣府、還是越海、客家，均屬于漢民族的一個支系，都可以通過民系這一基本概念的基本屬性作類型化的比較。二是具有傳承性。不論哪一個民系，其都是一個民族概念下的一個支系，是從屬于民族的一個概念，也就是說，無論各民系發生何種變化，其族屬源流都是漢族，其主體文化仍是導源于漢族華夏文化。三是具有概括性。漢民族南遷以后，各支系發展枝繁葉茂，不僅分處于南方各地，而且遍布世界各地。華僑華人的族屬問題基本上也是屬于南遷各支系派生的，對于如此之多的歷史文化現象必須有合理的概念進行邏輯概括，海外華人社團也多是基于地緣關系建立的。從海內外漢民族各支系的族屬關系來看，用民系概念去概括這些文化現象也是合理的，四是具有開放性。民系概念的提出表明，民系并不完全守定民族血緣和文化，而是一個充滿創造和發展精神的概念。民系本身就是漢族本身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歷史環境下產生的不同支系的稱謂。因此，發展和創造精神應是民系的基本內涵。

　　據此，我們還可以對民系形成提出三條標准：１、移民是民系形成的基礎﹔２、方言是民系形成的條件﹔３、共同的文化心理是民系形成的標志。反之，構成一個民系也必具備上述三個條件。據此我們界定“客家”的概念就容易了，客家即是指一民系，“客家”名稱則無非是一指稱的符號而已，其由來盡管不凡，但只是作為民系形成的一種類型罷了。據此我們還可以解答一些目前客家研究中的客家人界定問題，主要有以下几個方面：

（一）几種非群體遷徒的客家人的界定問題。根據陳支平先生近年來的研究，“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源流，除了羅香林先生所描述的秉承著中原士族的血緣而逐漸遷移到閩粵贛邊界山區成為客家人的這一類型外，至少還有四種類型。這就是：一、客家人與非客家人南遷時原為同一祖先，后來分支各處，有的成為客家人，有的成為非客家人。二、原為非客家人，遷入閩粵贛山區后成為客家人。三、原為客家人，遷入非客家地區后成為非客家人。四、客家人與非客家人交相混雜，反復遷流”ゝ。這是客家研究中經常會遇到的問題。類似的表述還可以有“會講客家話的其他民系的人算不算客家人？”“祖上算客家人而現在已不會講客家話的算不算客家人？”等等。對此，我們就可以根據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理論來進行回答，我們認為，是否屬于客家人，關鍵的還是在于心理認同，心理認同了，文化上的特征就會表現出來，這是我們判別客家人與否的一個標准。

（二）海外客家人的界定問題。海外客家人屬于海外華人華僑的一個支系，在血緣和文化上與內地的客家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隨著華僑由“葉落歸根”變為“落地生根”加入當地國籍之后成為華人，有許多的新一代的海外客家人甚至連華文都可能不認識了，更遑論客家話。據此，我們又如何界定他們的族屬身份呢？我們認為，這仍然是一個心理認同問題。英籍女作家韓素英（ＨＡＮＳＵＹＩＮ筆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的先祖是梅縣人，約在１６８２年至１７１０年遷移到四川省郫縣。“到了十九世紀末，只有老一輩的人嘴上還帶有一點兒原來的客家口音，我父親的一代已經不會說客話了”。她的父親名叫周蔭桐，母親是比利時人。韓素英女士本身不會客家話而且是英國國籍，但她認為自己是客家人ゞ。

　　認為自己是否客家人，實質上就是是否認同于自己與客家文化有無淵源關系，也即心理上的認同，這正是民系概念的確立與客家研究帶來的學科意義。有了“民系”的基本概念的穩定和科學性，就有可能對相關的漢族文化現象進行妥善分類，從而比較漢民族南遷民系在文明方面的差異和特征，這正是“民系”概念建立對客家研究的意義之所在。

二、中原漢民族南遷的三次高潮與漢語方言地理的基本格局

　　漢族五大民系的分布與漢語方言區的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湘方言和贛方言區兩個方言區的居民在羅香林先生的著作中被划分為同一民系，稱湘贛民系。這主要是羅香林先生考慮到這兩個方言區的人口源流上基本一致。據譚其驤先生在《湖南人由來考》以及曹樹基先生在《湖南人由來新考》二文中的研究，今天的湖南人中，江、浙、皖、閩、贛等東方之人，占其中的９０％，因此，從人口的構成角度講，把湘贛划為一系，不是沒有道理的々。

　　為了更好地理解五大民系的形成和敘述上的方便，我們先對六大方言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其地理環境特征作一介紹，然后再進言北方漢民族的南遷和南方六大漢語方言區的形成時序ぁ。

　　現代漢語方言地理的基本格局大致如下：北方方言（又稱官話方言）分布在長江及湖南雪峰一線以北以西的廣大地域以及九江至鎮江一線的江南沿岸。而其他六種方言都分布在長江及湖南雪峰以南以東的東南地區。東南地區瀕臨東海、南海，屬于地理自然區划中的華中地區和華南地區。從地形條件看，這一地區屬于我國三大階梯中的最低一級，以低山丘陵為主，有眾多的水系，如長江、錢塘江、贛江、珠江、韓江、閩江及眾多的湖泊，如鄱陽湖、太湖、洞庭湖。特別是江南地區和鄱陽湖、洞庭湖周圍，是著名的水鄉澤國，河網密布。從氣候條件看，華中地區屬于中亞熱帶地區，華南地區包括南亞熱帶地區，華中區冬溫夏熱、四季分明、降水丰沛、季節分配比較均勻﹔華南地區則屬于高溫多雨的熱帶───南亞熱帶季風氣候，熱量丰富，夏長冬暖，雨量充沛，降水量大，屬多雨帶，台風頻繁。

　　在這廣闊的東南地區，秦漢以前屬于楚和吳越地區。是楚人和百越民族的聚居地。“經過歷史上的三件大事，楚滅越，秦始皇滅楚和開發嶺南，以及漢武帝滅南越和東越，南方的百越民族遂撤離大陸上的歷史舞台，退居今日的南洋群島，即現代南洋群島印度系土著的來源”あ。這之后，東南地區地廣人稀，成為居住于黃河流域所謂中原舊地的漢民族南遷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但是，我們追溯中國歷史上中原漢民族大規模南遷，卻同樣也要從秦漢開始。大而言之，中原漢民族南遷可概括為一個序幕和三次大高潮。漢人大規模南遷的序幕是秦始皇揭開的，秦始皇派兵五十萬征討嶺南地區的百越民族，設立了桂林、象、南海３郡，為了防止百越族的再次反抗，這批士卒被留了下來，但由于在越人的打擊下，損失很大，最后留下來可能不足十萬。這可視為中原漢民族大規模南遷的序幕。

　　越五個世紀后，是從西晉末年延續到南北朝時期的中原漢民族人民大南移，形成中原漢民族南遷第一次高潮。這次移民高潮形成了三大支流。其一為“秦雍流人”（指當時居住在今日陝西甘肅以及山西一部分的人民）到達的主要地點是洞庭湖流域﹔其二為“司豫流人”（指當時分居于今日河南以及河北的一部分的人民），到達的主要地點是鄱陽湖流域﹔其三為“青徐流人”（指當時分居于今日山東以及江蘇安徽一部分的人民），其到達的主要目的地是太湖流域。東晉南朝當局在從建康（南京）以西至洞庭湖北的大江兩岸布滿了許多僑置州郡，以安頓這些流民。這次移民使北方方言與南方方言的分野超過秦嶺───淮河一線并成為五大民系的基本源流。

　　第二次移民大高潮就是唐代中葉的天寶至德年間至唐末，由于安史之亂引起了北方民族南遷。這次大移民也持續了一個半世紀。移民集中居住的地區主要是襄陽、江陵、武昌之間的湖南腹地，湖南的西北角，蘇皖二省南部及江西的北部和中部。這次移民的規模，據《舊唐書．地理志》載：“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鄧（豫南鄂北）百姓、兩京（長安、洛陽）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倍其初，及置荊南節度使”。據吳松弟研究，第二次移民大高潮“其分布地域遠比永嘉后南遷為廣”。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遷入和相對和平的環境，南方經濟迅速發展，導致經濟重心的南移，南北方人口比重也由北重南輕轉變為南重北輕。

　　第三次中原漢民族南遷的移民高潮就是兩宋之際，這次南遷又持續了一個半世紀。即從靖康元年至南宋滅亡。移民總人數約５００萬，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漢民族南遷。大量的北方移民遷入南方，對南方經濟文化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進一步“加強了唐后期五代形成的全國人口分布和經濟文化地位上南重北輕的格局，并一直持續到近代”。

　　至此，中原漢民族大規模南遷結束，東南地區的人口分布的地理格局基本上形成，南方五大民系就是在這樣的中原漢民族南遷的移民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民系方言的產生乃是不同階段中原漢民族南遷規模、數量、方式及所在的地理環境、社會背景和資源條件所決定的。不同民系方言產生的時間是不同的，這是構成民系的一個基本條件。關于六大方言的形成時間問題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且基本一致，再則本人對此素無研究，僅綜錄有關成果，各方言形成時序如次：在七大現代漢語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粗略地看成是古漢語數千年來在廣大的北方地區發展的結果，其余六大方言卻是由于歷史上北方居民的不斷南遷在南方逐步形成的。吳語在六大方言中最為古老，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西周時代太伯仲雍的南遷﹔湘語的形成晚于吳語，湘語源于古楚語，粵語晚在秦代才形成，閩語的形成比粵語更遲，大約在漢末三國晉初的百年之間﹔贛、客語的形成最晚，大約在唐末五代才形成。

三、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和南方五大民系的定型

　　前述的中原漢民族南遷的不同歷史階段，使各漢民族南方民系主體居民源流構成也存在著不同的歷史階段性，并進而影響到了各方言形成在時間上的差異性。但是否就此認為漢民族各大民系的形成就有先后之分呢？如前所述，民系的形成標志應是共同的社會文化心理，移民和方言只是基礎和條件。沒有移民和方言就談不上民系的產生，但有了移民和方言未必就等同于民系形成，只有共同的社會心理形成才是民系形成的標志，而不同民系社會心理的形成又是基于共同的文化特點的形成ぃ。共同的文化特點是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它的形成受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所制約，也受自然條件的一定影響。共同的文化是各種文化因素構成的統一體或整合系統，而不是若干文化因素的偶然堆積。在秦漢以來漢民族自北而南的數度大遷移中，隨著不同南遷支系的流布，原有的漢文化不斷加入新的因素，使漢文化整體不斷發生變化，對于各民族來說，這些文化因素經過歷代相傳，并在各地有所發展，而形成自己的文化傳統。其中比較穩定的文化因素如生活方式、家庭制度、宗教信仰、歷史傳說、文學藝朮、風俗習慣、行為規范等，就構成了一個民系有代表性的共同的文化特征。但是各民系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特點是經過不同民系之間的接觸乃至相互交流才體現出來的。這五大民系雖然在宋元以前都有共同的漢民族的源流和產生了不同文化事象，但在南方卻基本上是各自獨立發展的。是相對隔離的。如果沒有發生接觸和交流，仍然不能使各種文化歸類，不能比照出各種民系。反之亦然。宋元以后，北人南遷已告結束，五大民系聚居的東南地區經濟文化迅速發展起來，他們之間的接觸與交流十分頻繁，通過文化上的比照，就體現出了不同的民系心理。只有在不同民系經過文化接觸后體現出不同的社會文化心理，各民系才算真正意義上的形成和確立，這正如生命一樣，如果僅只有受孕和胎兒，還不能算生命的誕生﹔只有在十月懷胎、一朝分娩之后，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的人。在唐代以來中國經濟重心由北向南轉移和南遷漢民族各支系的社會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情況下，東南地區五大民系即告形成和確立。

　　但是，同處在中國東南地區的五大民系，就基本的生產生活環境來說仍然是有差異的。大而言之，東西走向的南嶺和東北西南走向的雪峰山、羅霄山、武夷山脈是東南地區的主要山脈，是除長江外的其他諸江河的發源地和分水嶺。客家民系即處在這羅霄山、武夷山與南嶺大山脈交界的閩粵贛邊山區，相對閉塞。這一地區直到明代，仍不是中原、江淮和華南、福建聯系的要沖之地，而其他民系的基本生產生活環境也不乏丘陵山地，但相對有一些較為寬闊的河流沖積平原，地勢較低曠平坦。如越海系處在太湖流域和錢塘江流域，有太湖平原和錢塘江三角州﹔湘贛系處在鄱陽湖流域和洞庭湖流域，有鄱陽湖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廣府系處在珠江流域，有珠江三角洲平原﹔閩海系處在閩江、晉江、九龍江、韓江流域，有福州平原、莆仙平原、漳州平原和韓江三角洲，正所謂“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

　　各民系形成和確立有社會歷史意義的是，雖然南遷的漢人在宋元時期已經形成各自獨立的五大民系，但在社會經濟方面的聯系卻更趨緊密，各民系之間經濟發展的互補性進一步增強。宋元以來五大民系社會經濟的發展基于相對不同的地理環境在以下三個方面走出了相對不同的特色，共同造就了東南經濟的繁榮，繼續超過了北方，鞏固和發展了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成果：

１、宋元以后各大民系均面臨著人多地少的問題，擴大耕地的不同方式第一次展示了五大民系的經濟特征。在越海系，主要是圍湖造田﹔在湘贛系主要是筑垸造田（圩田）﹔在閩海系主要是面向淺海，蕩地造田發展海洋漁業和海外貿易﹔在粵海系則主要是筑堤圍墾，營造沙田﹔而客家系則主要是開辟梯田。東南地區人多地少的問題在此前從未出現，宋元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由此使各民系創造出了不同的農業景觀。

２、宋元以后在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方面遵循不完全相同的道路。在越海系，主要是手工業為基礎的市鎮經濟蓬勃興起，棉紡織業十分發達﹔在湘贛系則大力發展糧食生產，成為商品糧區﹔在閩海系則興起私人海商集團，揚帆海上﹔在粵海系則開始形成以商業性專業化農業區為基礎的花繁果碩的商品經濟。而客家民系則主要發展以山地資源為資料的手工業和商品性農業經濟。

３、宋元以后東南五大民系都較早陸續和近代西方文化發生接觸和交流。這種接觸與交流的層面主要是和各民系所處的地理位置直接相關。大體來說，越海系、廣府系、閩海系地處沿海，接觸較多，湘贛系、客家系地處內陸地區，接觸相對較少。但由于客家系與閩海系、廣府系毗鄰，所以相對來說又比湘贛系更多一些。

　　不同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經濟特征，構成了五大民系稍有差異的心理特征。但心理定勢一旦形成，又對社會經濟和地理環境具有超越性，而表現為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傳承。這正是宋元以后客家民系遷移面臨的背景，我們只有正視五大民系發展的不同形式和特點，才能更客觀和真實地反映客家民系的特征。下面進言其基本情況。

四、宋元以來客家民系遷移的四種類型及其與南方四大民系的互動

　　根據前面對民系的界定以及民系形成的標准，南方五大民系都可以從北方漢民族南遷史上勾勒出本民系的南遷史，從這一點來說，客家民系和其他民系并無太大的差別，正因為如此，本文也就不再特別羅列客家民系在宋元以前的遷移情況。但是，自宋元以來。當北方漢民大規模南遷已告結束，而南方五大民系業已形成時，客家民系遷移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無論就其與宋元以前的北方漢民族南遷相比，還是與宋元以來的其他民系移民相比，都有一些不同的特點。筆者認為，宋元以來的客家遷移才是客家民系真正意義上的遷移。如果說宋元以前的北方漢民族南遷是由于戰亂、飢荒等原因造成的，可稱之為生存型的移民的話，那么宋元以來客家遷移主要是由于開發山區的需要產生的，可稱之為開發型或發展型的移民。宋元以后客家遷移規模遠比此前作為漢民族支系的遷移要大得多，既有陸路的遷移，也有海路的遷移﹔既有國內的遷移，也有國際的遷移。基本上屬于經濟性移民。

　　宋元以來客家民系與南方其他四大民系處于接觸和交流比較頻繁的階段，客家民系始為社會和世界所識，這種接觸和交流的方式主要是通過客家移民的方式實現的。之所以會出現移民式的交流，主要是因為人口增多的因素。閩粵贛邊區的人口增長在宋元以來是比較快的。宋元以來客家遷移的具體情況已有另文專述（筆者《論客家民系經濟方式的原始及其導向》）。這里僅大而言之，把宋元以來的客家移民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可稱之為外向性經濟型。這次移民時間是宋末元初，以至明中葉，其遷入地主要是閩西南、粵東的惠州、梅州偏僻山區一帶，這次遷移被羅香林先生稱為客家第三次遷移。主要是和閩海系發生互動。粵東北、閩西南山區在明中葉之前基本上還是屬于“瘴癘之鄉”，山嵐瘴氣彌漫。康熙《程鄉縣志》載：“程之氣候，正月桃花十月猶菊，虫蟄未啟，桐木先華，深秋不霜，隆冬不雪，盛夏之際，炎濕相蒸，衣生煤醭，蓋陽氣太泄，陰氣常郁，故晨多霧，昏雨即寒涼。昔人所謂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目為瘴鄉有以也夫”。大體上可以類表這類型移民的遷入地區的初始情況。這次移民浪潮主要是和沿海的閩海民系的私人海上貿易相關聯，以山區資源的開發為中心發展土特產和手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

　　第二類型可稱之為棚民經濟型。這次移民時間起自明中葉至清初期，主要遷入地也是閩東浙南山區和贛南、贛東北、贛西北、及湘東山區。主要是因為越海系江南棉紡業的發達和湘贛系商品糧的發達。刺激了對染料藍靛等經濟作物的需求，受此牽引，客家民系的一部分遷徒到越海系的毗鄰山區發展以藍靛為主的商品性經濟，學朮界一般稱之為棚民經濟。據曹樹基先生研究，從清朝初年開始，贛、浙、湘、粵、桂五省接受的客家移民及其后裔，到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約為４００萬い。

　　第三種類型是農礦經濟型。這類移民時間是繼清初棚民經濟型和移民之后產生的，直到清末始告結束。羅香林先生稱之為客家的第四次遷移，主要目的地廣東西部、廣西地區、四川和台灣。從事的職業多是農耕與采礦。主要是和廣府民系福佬民系發生互動。這次移民的原因是由于沿海禁海令的解除造成大量的地曠人稀地帶以及四川因清軍與張獻忠農民軍長期作戰造成人煙稀少，清政府招募移民入墾。這一類型的移民有兩次事件：一是廣東西路的“土客械斗”事件，是客家民系和廣府民系的大械斗。這次械斗“仇殺十四年，屠戮百余萬，焚毀數千村，蔓延六七邑”ぅ。二是台灣的“六堆枋寮閩客械斗”事件。

　　第四種類型可稱之為海外拓殖型。各個歷史時期中國人口向其他國家的遷移方式主要通過海路，我們統稱為海外移民，這類移民主要是受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對于勞動力需求是越來越大的吸引而遷移的，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末葉，地理大發現后，不僅開辟了大西洋航路，而且將原先相對獨立的四個航海貿易地區，即波羅的海、北海、地中海、印度洋和西太平洋貿易區域串聯起來，形成為統一的世界市場。歐洲商人在以澳門、台灣、馬尼拉和巴達維亞（雅加達）為基地，圍繞中國貨源展開各種形式的轉販貿易。客家人移民海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可以追溯到宋朝。但客家人大量移居海外應是清朝乾嘉以后的事，這次移民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主要遷入地是中南半島的越南、柬埔寨、老撾、泰國及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及婆羅洲，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群島及東帝汶。此外，其他各地亦有零星分布。現在海外客家人大約有５００萬う。海外客家社會經濟雖然同屬于華僑華人社會經濟，但如果從民系角度來看，我們仍可以看出海外客家社會經濟與海外廣府社會經濟、福佬社會經濟之間的一些差別。

注釋：

（１）（４）王東：《客家學導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９５─９６頁。

（２）陳支平：《福建族譜》，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３８頁。

（３）韓素英：《客家》，轉引自謝佐芝主編《世界客屬人物大全》上冊，新加坡崇文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５）參見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二章第三節。

（６）凌純聲：《南海土著與中國古代百越民族》，載《中國學朮史論集》第四冊。

（７）參見黃淑娉、龔佩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２８─４３４頁。

（５）（８）參見葛劍雄、曹樹基、吳松弟：《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版。

（９）民國《赤溪縣志》，轉引自王東《客家學導論》。

（１０）陳運棟：《客家人》，台灣東門出版社，１９９２，第７３頁。